被業(yè)內譽為“中國拆遷律師第一人”的楊在明律師，如今已在拆遷法律服務領域深耕二十余載，由他創(chuàng)立的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也走過了第十個年頭，近日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很多當事人包括律師同行都對拆遷律師這一細分領域有一個誤解，認為拆遷律師就是簡單的打個行政訴訟的官司，實際上，拆遷律師絕不是單純打官司，而是一個綜合素質要求相當高的職業(yè)。

“邊打邊談”是最高境界

楊在明帶領他創(chuàng)立的在明律所走過了第十個年頭，在明律師團隊在他的帶領下走南闖北，服務足跡遍布全國30個省份，代理征地拆遷類案件超2萬件，服務客戶5萬余人。在征地拆遷法律服務領域，在明律所處于業(yè)界領先地位。

之所以能取得今日的成績，與楊在明的專注分不開。從2005年開始，楊在明就開始專注于拆遷法律服務領域，他不僅活躍在拆遷一線，而且還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總結，出版了《房屋拆遷以案說法實用指南》《拆遷案例勝訴指引》《我是這樣代理拆遷案的》等多部專著。這些專著為年輕律師提供了大量拆遷領域實務指引，如今的中國拆遷律師當中，楊在明的弟子已占據半壁江山。

由于在業(yè)界的影響力，遭遇拆遷權益損害的當事人紛紛慕名而來。云南昆明的一家大型汽車4S店的經營者因為對政府拆遷不滿，第一時間找到了在明律所。這家汽車4S店占地面積幾萬平方米，生意正經營得紅紅火火，然而卻收到了拆遷的文件。當?shù)卣o出的補償只有3000萬元，還抵不上這家店一個季度的營業(yè)額！

在明律師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一系列組合拳，在庭審中占據上風，征收方感受到了來自在明律師的強大壓力，向當事人投來了和解的橄欖枝，要求撤訴協(xié)商。但此時當事人卻不愿意就此罷休，想通過勝訴獲得滿意結果。在明律師通過全盤分析，認為和對方談判協(xié)商才是最佳方案，當事人接受了在明律師的建議。

最終，在明律師歷時近一年半，經過與征收方十余次的談判，為當事人爭取到高達1.5億的補償款，比征收方當初給出的數(shù)額翻了5倍。

楊在明表示，訴訟只是處理問題的迫不得已的選擇，也是最后選擇，而能通過協(xié)商談判解決則是最優(yōu)選擇。“拆遷律師應該是充滿理性的矛盾調停人，拆遷法律服務的最高境界是邊打邊談，最終基于雙方的利益訴求達成一個平衡點，起到案結事了、定紛止爭的效果。”

專業(yè)的事要交給專業(yè)的人

而要達到邊打邊談這種最高境界，拆遷律師必須經過長久的實戰(zhàn)歷練。在明律所接手的一件案例，從反面證明了拆遷律師的專業(yè)能力不可替代，專業(yè)的事還是要交給專業(yè)的人。

這位當事人是一位擁有上萬平方米廠房的企業(yè)主，因征收方給出的征收補償遠不及他的預期，他選擇起訴來解決問題。他前期咨詢了多位律師，但均未委托，而是自認為“巧妙”的學到了訴訟的方法。但他不知道，這些是訴訟中最表層的內容。于是，他僅憑自身的法律知識自己打起了官司。但是他的一系列法律操作卻接連失利，陷入了屢戰(zhàn)屢敗的困境。最終他不得不找到了在明律所，把自己的慘痛訴訟經歷和盤托出。

“并非說你知道了操作的方法，你就能真正做好。”對于這位當事人的經歷，在明律師團隊都感到惋惜不已。在明律師分析認為，此時已經錯過了最佳維權時機，想要翻盤，難度較最開始已經翻了十倍，訴訟成本也大大增加。

目前，在明律師團隊還在為這位當事人做著各種努力，盡量改變他的不利局面。

對此，楊在明分析認為，訴訟只是一種方法而不是目的，拆遷律師應該通過訴訟爭取一個協(xié)商談判的機會，而不是追求通過訴訟結果來解決問題。

在另外一件代理案件中，在明律師團隊曾通過談判，幫助另一位廠房拆遷的當事人把拆遷補償從3000萬談到1.2億。但這位當事人希望得到更多的補償，沒有把握住機會，不久參與談判的征收方負責人因違紀被查辦。現(xiàn)在這位當事人后悔不已，只能等待國家賠償。“在拆遷談判中，要懂得適可而止，而不是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楊在明提醒被拆遷人。

楊在明表示，拆遷律師需要在各地司法環(huán)境參差不齊的現(xiàn)實情況下靈活應變，而不能局限于對法律條款的機械化套用。其中，面對不同的案件，還需要集成與案情相匹配的法律資源，在廠房拆遷等重大案件中，經常需要集成法學專家、資產評估、媒體輿論等各種專業(yè)資源。

“只為被拆遷人服務”，楊在明已經帶領他的在明律師團隊在這條道路上篤定前行了十個年頭，他們不忘初心，為拆遷不等式的弱勢一方撐起法律保護傘，未來，隨著中國城市化的深入推進，他們必將為拆遷法治化貢獻更多力量。

關鍵詞：